悉尼商场持刀袭击事件中受伤中国公民无生命危险

(23)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过程中，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性，充分认识法治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加强法治发展的战略考量，重视法治建设，推进法治变革，坚定地走出一条具有浓郁中国风格的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进入专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 依法治国 国家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揭示了在新的历史方位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方略的充分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

其一，依规治党是管党治党的基本方式。再次，制度优势是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显著优势。[1](P8)他通过对秦国商鞅变法、汉高祖约法三章、唐太宗奉法治国等古代法制历史的考察，得出结论说：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7]要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形成长期稳定发展预期，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营造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

全面依法治国，就是以宪法和法律形式确认和巩固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推动国家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逐步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程序化、法治化。其次，制度落后是最大的落后。(49)优士丁尼死后，后人将他未列入优士丁尼法典的敕令，即自534年以后颁布的敕令汇编在一起，称为《优士丁尼新律》，保存下来的共有124令，最后一令颁布的时间为公元555年，内容大部分属于公法范畴，涉及私法者只有变更继承制度的规定。

第六篇擅兴，规定军事行动内容。如果一个人控告另一个人以巫术罪而不能证实，被控犯巫术罪的人应到河神那里去，并浸入河中。法典和法典化这一进步模式，不仅成为以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中国、古代希腊罗马等古代法律文明世界的共同追求和实践，成为古代印度教、古代犹太教、古代基督教以及中世纪伊斯兰教等宗教世界法律文明的共同选择。(31)关于《法经》的真伪以及其内容的记叙，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传世文献，主要是《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和《七国考》。

该法典估计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于其统治早期颁行的。(72)有学者就两者的区别专门进行了辨析，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不同，而其本质的差异就在于是否实现了规范的体系化。

但整体编排的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公法与私法内容交织，在第八卷低级官员的章节中加入私法内容。(37)具体而言，在第一篇总则名例之后，依次展开分则的各项规定，如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诈伪。(63)法典法典法是静态的，法典编纂法典化是动态的，(64)这一组相对的概念表达了人类法治文明的进化与进步的进程。这就表明，对于传统的民法典而言，由于特别立法而移走了原属于它的法律领域的内容，因此，必然使原民法典面临着解法典化的趋向。

内容提要：法典化是近代以来出现于英美法系之外的大陆法系及其他各国法治建设的一场运动，即使以判例法为中心的英美法系也在这一场运动中逐步向大陆法系靠拢。复次，整个法典条文的设置，也已经有了内在的联系和逻辑。(66)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法典和法典化的优点在于，经过法典的编纂过程，以及法典颁布、解释(注释)和实施，可以将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各种因素(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为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乃至法治社会服务，这是完全符合公开、平等、公正、透明、阳光和民主之现代法治文明的根本宗旨的。前者虽然最终采纳了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但当时著有同名作品法学阶梯的法学家，除了盖尤斯之外，至少还有5人：乌尔比安、弗罗伦丁、伽里斯特拉杜斯、马尔西安、保罗。

(83)尤其是在当代信息社会、网络时代，法典和法典化的局限性更加突出，因而主张一事一议，一个法律关系就制定一项法律，以便更加灵活地满足社会的发展变化的无限性。六是通过制定法律修正案的方式，使基本上不变的法典本体，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和中国的刑法修正案，就是比较成功的范例。

它分为序言、结语和正文三部分，已经显示出较为成熟的法典形态。当然，也有学者明确反对体系型法典，认为其劣于汇编型法典。

另一个是由徐国栋翻译的，取名《法学阶梯》，2000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是使人民欢悦的人、安全的人、富足的人和幸福的人，使社会有秩序、走上正轨的人。这些规定之后，法典设置了杂律，其所涵盖的，都是诸篇中难以包容的各类零杂犯罪之处罚。(41) 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平民与贵族斗争的展开，那种由贵族垄断立法与司法权、随意解释习惯法的局面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进入罗马帝国时代，公元3世纪以后，鉴于帝国统治的现实需求，开始着手法典汇编和编纂的工作。⑥该法典包括正文和结语两部分，结语比较简短，只有两段楔形文字，大致是对将来任何不遵从该法典的统治者的咒语。

从上述三大古代法律文明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典化的成功都是立法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法律比较、甄别、选择、优化的结果。它增进了国家的凝聚力，使得整个国家团结在自由、平等、责任和世俗性等基本价值周围。

再法典化和传统的法典化的最大区别是突出法典的开放性，除强调法典的核心地位之外，重视其他法律渊源，如判例、习惯、学理、道德和宗教(当然还包括单行法、特殊法)的作用。从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一块黏土铭文残片中，我们得知这一立法有14个法律条文，内容涉及氏族部落自由民土地的保护、债务奴隶的防止和刑法等三个领域。

它包含了法典的各项基本元素和所有的特征。(81) 第五，在法典和法典化的讨论中，学者们经常会指出法典和法典化的不足，(82)认为法典一旦颁布以后就是静态的，而社会则是动态的，永远在发展、在变化，所以法典是无法承担规范、调整社会生活以及各种法律关系的重任。

详细参见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6—83页。以民法典的编纂、实施为契机，是否将法典化推向其他部门法域，也在中国法律界引起了热议。(74)参见杨立新：《我国民法典对类法典化立法的规则创新》，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具体而言，在内容上，立法者对盖尤斯的法学阶梯的总论作了两点修正：一是用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的三分法取代了万民法(自然法)和市民法的两分法。

第十一表补充前五表，增加了一项内容：平民和贵族不得通婚。解法典的概念最早是由意大利法学家纳塔利诺·伊尔蒂于1978年在其作品《解法典时代》中提出的。

(54)参见何勤华：《比较法的早期史》，载《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6期。(25)参见同前注(22)，第17—18页。

其代表作《唐律疏议》的法典化水平已经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高的境界。第五篇厩库，规定马牛、兵甲、财帛之所藏。

(89)解法典化的情况，不仅在民法领域存在，在其他部门法领域也同样有很多。(91)参见[德]沃尔夫冈·卡尔：《法典化理念与特别法发展之间的行政程序法》，马立群译，载《南大法学》2021年第2期。现代汉语中的法、法律和法典，在中国上古之传说时代，称为法，如黄帝李法等。与此同时，通过该地区所诞生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将这些共同体原来就存在、经口耳相传一代代保留下来的习惯法规范记录下来，使其成为习惯法汇编，进而提升为成文法典。

尤其是法典增加了许多公法的内容，这使它和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形成强烈的反差：后者是一部比较纯粹的私法教材，而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则具有了相当的公私法混合属性。世界上还有一大批国家也都主动地学习、移植、加入大陆法系，走上法典化道路。

⑧现残存的9个楔形文字泥板断片，除序言、结语之外，正文部分是1952年摘译的俄译本，从第8条至第38条。古籍记叙：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里(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进入夏、商、周三代，称之为刑，如皋陶制刑禹刑汤刑和九刑(周刑)等。